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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逢端午忆儿时

作者:阎崇年(著名历史学家、文化学者)

一年一度端午节,总要怀旧忆儿时。小时候最高兴的是三个节:春节、端午和中秋。这三节都算节日,不算节气。这里只说端午节,又叫端阳节、端五节等。民俗说:时骄阳似火,催麦成熟,中午晒场,叫端午节;《燕京岁时记》则说:京师初五为单五,“单”音转“端”,所以叫端五节。民俗节日,约定俗成,难有定论,不必细究。总之,这个节在儿时记忆中,留下弥久兴味的美好印象。

头一个印象是吃粽子。北方吃黍米粽子,有时家里也从集上买一点糯米,那可是稀罕物。黍米加点糯米自然味道更美,纯糯米粽子几年也吃不上一个。吃得更多的是黍米里掺小米或高粱米的粽子。奶奶、母亲等在节前,先要操办粽子叶,日军侵占时南北不通,只好用高粱叶替代,却蒸不出那别具的味道。粽子里加黍米、红枣、花生等包好之后,要放在锅里煮,通常是大人夜里煮,到早上起来要上学时,满屋闻到粽子的香味。带着美好的粽子香味,去学校上早自习,给一天心情装上快乐。到端午节吃午饭时,按人头分粽子,糯米的、黍米的、混合米的搭配,每人一份。我在家里最小,奶奶是家长,有点小特权,多分一个糯米的,夹在我的碗里。后来到了北京,有一段时间粮食定量,每人都按定量分,我也长大了,自然按规则办,不再享受那点小特权。改革开放后,各色粽子,千样万种,各取所需,尽情享受。

又一个印象是分鸡蛋。过端午节一定要吃鸡蛋的。小时候家里养鸡,全家的、祖母的、姑母的、母亲的、嫂子的,各有“户主”,集体饲养。谁的鸡下的蛋,归谁收存。都守规则,有序不乱。过端午节时,将煮好的鸡蛋进行分配:全家的每人两个,祖母的每人两个,母亲、姑母的每人一个,嫂子的也每人一个,祖母、母亲再各赏我一个,我独得10个,当天吃两个,其他的当点心吃。说到这里,我想起一位清朝大臣吃鸡蛋的故事。

一天,乾隆帝问身边一位大臣,宫里不备膳,未正(14时)下班,你早饭在家吃什么才不饿?奏答:吃鸡蛋。帝问:吃几个?再奏答:臣吃30个。乾隆帝吃惊地说:“我还吃不起30个鸡蛋!”那位大臣急忙跪奏:“臣吃的都是买的硌破的。”那时的人没有“胆固醇”的知识,只知吃鸡蛋耐饿。现在鸡蛋可以敞开吃,吃得起,但讲健康,要节制。

另一个印象是分荷包、小饰件。节前,家家户户做荷包(内装除虫香料)、小饰件。饰件包括用染色麻丝做成小笤帚等。节日前,打扫卫生,在檐下、墙角、街门外撒艾草,当时只觉得有趣儿,后渐悟到:时入初夏,百虫滋生,搞卫生,灭害虫,是中国传统的民风习俗。

再一个印象是收麦子。在黄河中下游地带,端午节前后,正是麦收大忙季节,也是喜获丰收季节。这时学校放麦收假。小孩子虽做不了重活,但也有事干,如拾麦穗、看场等也不闲着。最喜欢做的是到本村外祖母家帮忙打场,就是将收获麦子在场上碾压脱粒、晒干入仓。我外祖母家境殷实,壮汉们将收获的麦粒,一斗一斗地装入口袋,一袋盛四斗,扛在肩上,运到粮仓,倒入仓内。这需要两个小孩:一个在场上发木签,就是往扛粮者口边递木签,让其咬住;另一个在粮仓前接木签,就是捧个小笸箩,接扛粮者吐出的木签。到晚上数签入账。

对我们这些小劳动者的酬劳,是中午吃一顿开卤面。面卤里有夜里在海里打捞的会飞的鱼——燕儿鱼。端午节前后夜里,将渔网用船运到海里,与海岸平行撒网,再把渔网钢绳两端拉绳送到岸边。岸边人分作两队,同时协调拉网,网快到岸时,燕儿鱼乱飞、乱扑腾,到海水齐腰深时,大家提着篮子,纷纷下海,捕捉燕儿鱼。参与者,不分大人小孩,视收获多少,船主留一半,余下均分。一次,多时能分二十几条,少时也能分三五条。第二天打场吃打卤面时,就有了海鲜燕儿鱼调味。我儿时常在夜里去海边参加这项半娱乐、半捕鱼的活动,这也成为儿时端午节的一景。那时,一般家庭,一年当中,平素难得吃一次白面的打卤面。如我家,只有奶奶过生日,才可以吃一次白面的热汤面或打卤面。至于我母亲过生日也只能吃杂面(白面与白薯面或高粱面的混合面)。

我学历史,行笔到此,在想:从唐尧虞舜,经唐宗宋祖,到康乾之治,中国从来没有所有人都吃饱的史实。新中国成立70年来,中原连续无大战;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所有人都能吃饱饭——这两条是中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,所没有的。今天的北京人,吃白面、吃粽子、吃鸡蛋等,可以说是应有尽有,只是在讲究健康饮食、有机食品而已。

由端午节回想:我从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,亲历了天翻地覆70年、历史辉煌70年!

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06月08日 05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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